回国已有半年的安娜，最近来到上海几所高校，分享了她5年间在中亚和非洲担任无国界医生的经历。那些曾深入到她骨髓的故事，再度在她的记忆中浮现。

今年35岁的安娜是北京一家医院的妇产科医生、无国界医生驻华代表。皮肤白皙的她看起来有些柔弱，但就是这名“弱女子”，自从2011年起加入无国界医生以来，在塞拉利昂、索马里兰（索马里）、巴基斯坦及阿富汗的医疗项目，担任妇产科医生并参与急重症的抢救，成为中国内地为数不多的几名无国界医生之一。

他们行走在天灾、战乱、瘟疫、饥荒之中。他们的病人，不分种族、宗教、信仰和政治立场，但都身陷困境。他们不向病人收取分毫。他们就是无国界医生。

塞拉利昂，一个位于西非大西洋沿岸的国家，这里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地区之一，也是疟疾感染率最高的地区之一，同样也是世界上产妇和儿童死亡率最高的地区之一。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数据显示，塞拉利昂妇女分娩时的死亡率大约是1/8，将近1/5的儿童在五岁前夭折。在很多人眼里，塞拉利昂=贫穷、饥饿。安娜没有想到，有一天自己会和这样一个贫困的地方发生联系。



手术室悲伤的30岁生日

2011年，安娜医生首次出任务前，告诉母亲要去非洲参加无国界医生的项目，母亲对非洲一无所知，只知道那里很穷，于是就反对。安娜向母亲介绍了她要去的地方，是塞拉利昂的第二大城市博城，也介绍了无国界医生的工作，但母亲依旧听得一头雾水。尽管当时通讯不发达，到达后她还是每周可以与母亲联系，当母亲看到安娜在前线抱着接生出来的婴儿的照片时，母亲对她说：“姑娘，以前从没见到你这么开心过。”母亲再也没有反对她。

“既然选择了做这个，就不能怕死。”这一年，安娜刚好30岁。她的30岁的生日是在塞拉利昂过的，并且是在抢救病人的过程中度过的。那一天中午12时许，她遇到了一个产前出血的病人。她和两名医生尽了一切努力，开放静脉、输血、输液，但大出血依然没有改善，情况越来越糟。耳边只听得到病人的呻吟声，监测机器的滴滴声。病人家属坐在病房外面，焦急地来回踱步。

最终，世界没有了声音，没有呼吸，没有心跳，没有呻吟，只有血在持续不断地流淌。这名女子的丈夫突然嚎啕大哭。失去年轻的妻子对于一个男人而言，是莫大的打击——因为在这个国家，失去母亲的孩子极有可能活不到成年。

安娜也感到自己的心在滴血，同为母亲的她深知这种痛楚，她瘫坐在手术室的地上，泪如雨下，这也是她度过的最悲伤的一个生日。“这里每五个小孩子里，就有一个活不到一岁；每周，我都要面对一个几乎跟我一样年纪，甚至比我还要年轻的母亲死亡。最年轻的，只有十七岁。”但无数次的悲伤与无助之后，安娜仍然要收拾心情继续工作。“我们如果不伸出援手，会有更多的孩子夭折。”

面对当地极其低下的医疗水平，她也有些无奈。在国内可以有别的方案，用更高级的缩宫药物或其他方案。但在当地，为了保住生命，只能切除子宫。有时，遇到孕妇大出血，需要输血，却找不到输血的人。隔壁警察局的警察在医院院子里排成一支长队，挨个献血。医院没有监护室，没有呼吸机，没有麻醉药物。有时，为产妇缝合伤口时，没有麻醉药物，产妇只能忍着，听着她们惨烈的叫声，安娜头皮发麻。

子宫“保卫战”

“每次需要做子宫切除手术的时候，我都要提前问问麻醉科护士，这个女的有几个孩子啊？要是只有一个或者两个，便会尽一切努力保留住子宫。”安娜说。

为什么呢？因为在塞拉利昂的文化里，女性的地位比较低，做女性最为重要的一点是能生小孩，而且越多越好。如果一名女性失去了子宫，或者不能生育，她们会被整个社群所抛弃或歧视。因此，在得知子宫被切除后，很多年轻的女性甚至宁愿选择死亡。医院里接诊的准妈妈一般都已怀孕生产四五次了，最后只有两三个孩子存活。如果非常幸运地看到一个有五个孩子的妈妈，一般来说她已经至少怀孕九至十次了。

也就是说，夭折率几乎等于一半，而女性一生能够怀孕生产的次数最多为十至十五次不等，如果不趁年轻的时候赶紧生育，等到快要停经时已经太晚了。所以在塞拉利昂，总能看到十六七岁的女性初次怀孕，三十岁左右的基本上已经是几个孩子的母亲了。而到了四十多岁，就能当上奶奶或外婆。

“如果年轻女孩，一直没有自己的孩子，她们就会忧心忡忡，因为没有孩子的话，她们的丈夫可能会开始寻找更加年轻的能生育的妻子。”而在当地人看来，不能生育是女方的错误，妻子们要么接受丈夫另娶，要么以离婚告终。

有一天，医院来了一个面黄肌瘦的年轻女孩，因为营养严重不良，就算孕妇，也只能吃米糊和土豆。女孩问她，孩子能不能保住，自己死没关系，但孩子要保住。“但在当地残酷的条件下，如果母亲不在了，孩子是很难活到成年的。”

所有上班的护士都冲过来了，一个开放静脉，一个进行腹部术前准备，一个插尿管，一个推车，只用了几分钟，已经把病人直接推到手术室里麻醉和消毒，消毒前快速听了下胎心，居然回升至正常水平了。

经过紧急手术，胎儿顺利娩出，是个男宝宝，不过他看上去很虚弱，而且没有啼哭。听他的心跳，发现极慢。安娜清理呼吸道，并进行心肺复苏。30秒之后，胎儿的心跳恢复正常了。继续复苏，宝宝皮肤的颜色从苍白变成粉红，咳嗽了两声，开始小声抽泣了。她继续刺激宝宝的小脚丫，五分钟之后，这个小家伙终于哇哇大哭。也许是同为人母，每当看到新生命诞生，濒临死亡的病人脱离险境，安娜都觉得自己的牺牲是值得的。

在塞拉利昂的几个月，每次做手术，护士们都会恳请她，如果有一线希望能够保住子宫，就要尝试保留。有时她们明明知道以后病人再也不能怀孕了，但是妈妈们只要知道自己还有子宫，就觉得还有希望。安娜感觉手中的手术刀重若千斤。

穿着十斤防护服做手术

去年暴发的埃博拉，让塞拉利昂成为全世界“谈之色变”的地方。安娜工作的博城天气炎热，夏天最高温度达到40摄氏度以上，却没有空调和风扇。每天早上醒来，床上都有一片人形汗迹，晚上睡觉，只能放一块毛巾在床边，出了汗，就拿起来往身上擦擦。刚到这里才一个星期，安娜身上就起了红点，后来才发现，睡的床垫早就成了臭虫窝，睡之前消杀了一遍，但还是没效果，甚至能看到臭虫在床垫上爬来爬去。换了新床垫，中央凹陷下去一块，睡觉时要注意睡姿才能让自己睡舒坦，否则第二天早上起来腰酸背痛。

而当地的医疗条件之差，超乎想象。没有无菌病房，在做一些手术时，为了避免感染，医生要穿得里三层、外三层，几件防护服穿上，足足有十多斤重，而且还是在近40摄氏度的高温下穿着，光穿上这套衣服就要两个小时，一穿就是六七个小时，每次换衣服时，衣服上都能拧出一斤汗来。一台手术下来，医生就直接倒在手术室的地板上睡着了。

虽然工作很辛苦，但同事们聚在一起看电影的时候很欢乐，如果是黄昏时分，累了一天的安娜总是看着看着就睡着了，因为一天工作超过15个小时，实在太累了。“我已经习惯了值班的生活，突然不值了，居然不习惯，会失眠。”

在隆隆炮声中做手术

工作辛苦还是小事，无国界医生执行任务的地方，很多都是战火纷飞，医务人员的安全没有任何保障。

在阿富汗，很多援助都受到政治因素左右，使无国界医生的救援很难开展。阿富汗的许多医院、诊所和医疗人员，都曾成为武装反对组织如塔利班等的袭击目标。因此病人不敢求诊，很多重伤病人因此错过救治机会，惨死家中。

在阿富汗，对喜欢跑步的安娜来说生活有些单调——在冲突的阴影下，无国界医生的救援项目对救援人员的行为有严格的规定，必须要穿当地服装，遵守当地的风俗，不能饮酒，不能吃猪肉，坐车或开会时男女不能混坐，外出时必须乘坐有显著MSF标志的无国界医生的车辆，因此去田野里沿着田埂跑步就成了奢望。有一段时间，为了安全起见，所有的救援人员有一个月的时间都被“困”在医院内。

去年的一天，安娜正在为一名即将临产的妇女做手术，外面却传来一阵隆隆的炮声，机枪交火的声音也震耳欲聋，接下来是汽油弹燃烧的刺鼻气味，空气中传来一阵硝烟的味道。即便之前也见识过这种场面，安娜多少还是有些忧虑。她担心的不是自己的安全，而是医院里还有几十名产妇。而即将生产的产妇见到这种场景，也被吓呆了，呼吸开始有些急促。安娜只能让自己平静下来，数着“1、2、3”让产妇深呼吸，而就在手术过程中，一颗炮弹落在医院门前的泥路上，把地面炸出一个大坑，尘土飞扬后，腾起的砖块瓦砾也飞进医院。

安娜前后四次都在喀布尔郊区的艾哈迈沙巴巴医院工作，这是在喀布尔郊区的一家大型公立医院，之前只有3名医生。无国界医生与当地的卫生部门合作，一边工作一边培训当地员工，目前该医院有了几十名医务人员。

在这里，妇女们即使在候诊室也要戴着面纱。为了说服当地妇产科医生换上手术服，安娜和同伴们伤透了脑筋。阿富汗女医护人员进手术室后，仍然不肯脱掉全身披挂的长袍，她们觉得即使在同性面前摘掉头巾都是羞耻的，“拽着头巾不让摘”。安娜只能一遍遍申明“无菌”概念，但效果不大。

在阿富汗，公立医院原则上都是免费的，但是当地病人依然会给医生红包以寻求治疗，无国界医生的医院里到处都是标志，告诉病人这里不收费。在战争的阴影下，加上婴儿的夭折率高，人们倾向于多生孩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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